毒品犯罪对于公众健康的危害，需要通过毒品使用者基于自由意志而使用毒品的行为才能最终实现，毒品使用者自身的过错决定了毒品犯罪不应属于刑法中最严重的罪行。毒品犯罪既可归于无被害人犯罪，又属于典型的非暴力犯罪，对于毒品犯罪配置死刑，不仅与毒品犯罪的生成机理不符，难以收到积极预防之功效，也违背了相关国际公约的精神，毒品犯罪的死刑应予废止，这是立足于应然立场所得出的必然结论。

早前，有媒体曝光了邢台一辆黑色奥迪车禁行日上路被查的视频。在警方的执法记录仪拍摄的画面中，面对交警执法，开黑色奥迪车的男子自称“我市政府办公室的，我就是管交警的，我着急到派出所办事”。恢复教育惩戒权的呼声不是没有。然而，囿于诸多因素，正常使用教育惩戒权殊为不易。除了“快乐教育”之类的观念对教育惩戒的排斥抵制之外，惩戒与惩罚（体罚）的关系如何界定，怎样的惩戒才合理适度等技术层面的问题，短期内也难以解决。是驻商务部纪检组。在通知发出后，中央纪委驻商务部纪检组组长李仰哲赴机构改革涉及的国家旅游局，深入了解干部思想状况，与党组成员逐一谈话，明确要求确保中央精神落到实处，确保机构改革顺利实施，确保思想、队伍和工作稳定。

在刘伟步入北大的同一年，时年23岁的李克强也踏进了北大的大门，进入法律系。而在北大经济学院的“老三届”中，除了刘伟，还有央行行长易纲、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党组书记毕井泉、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张晓强，国税总局原副局长丘小雄等。有些毒品犯罪案件，侦查人员介入侦查的时间较晚，毒品已经流入市场，从而无法从犯罪嫌疑人处起获毒品;毒品市场的隐蔽性、涉毒人员的犯罪可能性决定了侦查人员难以调取相关运毒、藏毒、购毒人员的证言。所以，在司法实践中，有些毒品犯罪案件中只有被告人、同案人的供述能证实被告人实施了相关毒品犯罪行为，而缺乏其他毒品、毒赃等客观证据。对此，《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2008年)》规定，有些毒品犯罪案件，往往由于毒品、毒资等证据已不存在，导致审查证据和认定事实困难。在处理这类案件时，只有被告人的口供与其他同案人的供述吻合，并且完全排除诱供、逼供、串供等情形，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人的供述才可以作为定案的证据。仅有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人的供述作为定案证据的，对被告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要特别慎重。据此，毒品犯罪案件中，主要依靠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人的供述定案的，被告人、同案人之间的供述必须能够吻合，且均能完全排除诱供、逼供、串供等违法取证情形的存在。但在司法实践中，对被告人、同案人的供述，难以完全排除存在诱供、逼供、串供等违法取证情形，也难以完全保证被告人、同案人供述内容的客观真实性。所以，对全案缺乏其他证据，主要依靠被告人、同案人供述定案的，即使数个被告人、同案人的有罪供述能相互印证，在量刑时也要留有余地，适用死刑要特别慎重，一般情况下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是由死刑的不可逆转性与被告人、同案人供述的可能虚假性所决定的。